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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章(第1/1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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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封建王朝&ot;家天下&ot;的宗法制度规定出了不可违犯的嫡长传世的办法,但它根本不可能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。换作是另一个朝代,这种和平过渡还有可能。但在唐朝,由于李世民开了个&ot;非长子而得到皇位&ot;的先河,更让这一规定雪上加霜。

原本,皇帝的儿子们觊觎皇位,争权夺利,钩心斗角,相互残杀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&ot;骄侈&ot;二字,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。&ot;家天下&ot;制度本身就认定了这些&ot;龙种&ot;的特殊地位。李承乾八岁便被立为太子,成为东宫之主。东宫内,有文臣听他支配,有武士为其鹰犬,他曾对人说:&ot;我做天子,当肆吾欲;有谏者,我杀之,杀五百人,岂不定!&ot;

正是这无数的&ot;优势&ot;,让唐太宗的儿子们都不成器,也让他在选择接班人时不得不选择李治。也就是说,李世民不得不犯这个错,对于大唐帝国来讲,这也许就是个命数。

遗嘱的玄机

众所周知,但凡一个能创建丰功伟绩的人,必有过人之处。李世民能创造出&ot;贞观之治&ot;这样前无古人的建树,其智慧之高超,心思之缜密,恐怕天下无二。这当然有他的政治遗嘱为证,他临终前对那三个人说的话,都有深意,因为这些话,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非是随便说出来的。

首先,他对长孙无忌说:&ot;朕今悉以事付公辈,太子仁孝,公辈所知,善辅导之。&ot;意思是说,既然你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,我已经立了,并且现在他将要成为皇帝,你做出来的事,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。长孙无忌这个人参与了玄武门之变,李世民能当上皇帝,他功不可没。贞观时期,他作为朝廷重臣之一,为&ot;贞观之治&ot;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但此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,不敢直言。确切地说,就是善于避嫌。一旦遇到大事,他肯定会先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。李世民把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,看重的是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集团,而并非是长孙无忌本人。

然后,他又对褚遂良说:&ot;我有天下,无忌力也。尔辅政,勿令谗毁者害之。&ot;意思是说,你当此辅臣,最主要的任务是不要让小人谗毁长孙无忌和皇帝之间的关系。其实,这话是说给长孙无忌和李治两个人听的。长孙无忌是外戚,外戚往往是干政的代名词,但李世民知道长孙无忌没有这个想法,可别人很可能有。同时,他也告诉李治:你舅舅是个忠诚之人,不会危害我李家天下,你放心用他。不可听外人的说法。

褚遂良是个书法家,他能得到李世民的重用与此或多或少有点关系。此人也是帝国的忠诚之徒,在成为李世民亲自指定的参与政权裁决的最高决策人后,与长孙无忌悉心为国,以天下安危为己任,所以才出现了后来的&ot;永徽之治&ot;。但李世民选他为托孤大臣,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,他曾多次参与废立太子、决定王储之大事。最终,他所推荐的李治成为帝国的储君,李世民也想让他对以后的事情负责。

最后,李世民对李治说:&ot;无忌、遂良在,汝勿忧天下!&ot;这话说得有点托大,或许,当时的他真的就以为有两位托孤大臣辅佐,李唐天下就可延续万年。事实也正如他所料的那样,当武则天要被李治立为皇后时,两人看出了武则天非池中之物,坚决反对。但无济于事,最终,两人都被武则天直接或间接害死。他们二人并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临终嘱托,长孙无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立场坚定的。

李世民的遗嘱最终没有成功,主要原因就在李治,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,如果李世民不死或者晚死几年,事情可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虽然许多该发生的事情都得发生,李治肯定是他的接班人,而李治对武则天的感情也一定会爆发,但是,如果李世民在的话,李唐天下就不会被武则天窃取。如果他在,李治还敢跟武则天接触?!

总之,从宗法制度的角度来讲,李世民的政治遗嘱是破产的,因为他并没有维持住李氏天下。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,这份遗嘱是成功的,因为李治的确是听从了他的教诲,并且延续了&ot;贞观之治&ot;。

这可能是九泉下的李世民的一丝安慰吧。

一丝安慰

李治登基后,改&ot;贞观&ot;为&ot;永徽&ot;。同时宣布&ot;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&ot;,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的辅佐之下,李治大有其父之风,继续推行贞观晚期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和&ot;贞观之治&ot;所体现出来的&ot;仁政&ot;原则。

在永徽初年,朝中大臣虽然从心底并不服这位年轻皇帝,但在帝国基础建设的恢复上,他们出奇的一致。经过这些臣子们的努力和李治的许可,永徽初年,唐帝国政局稳定,社会经济再度繁荣。在经济基础稳固后,帝国又推行以诗赋取士的政策,扩大进士科的人选。在这一时期,帝国颁布的《唐律疏议》完善了贞观法制。李治在对西突厥叛乱的平定问题上,始终坚持父亲的思想,坚决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。这一切足以说明李治在继承&ot;贞观之治&ot;已有成果的同时,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成果。

大唐帝国虽然没有从李世民的&ot;兴风作浪&ot;中彻底恢复过来,但无论是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,还是在社会、法律及军事方面的成果,都比贞观后期有所拓展。后世史家称之为&ot;永徽之治&ot;倒不是虚夸。

《皇 王 帝》第35章(第1/1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