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骆青遥受刑（第2/3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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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这鲁行章，实在一言难尽，在朝野之中，大抵也算是一个“传奇”了。

他早年出身军营，后面又入了刑部，因为铁腕手段，一路高升，威名远播。

此人一直在大梁推行以“严刑酷法”治国，他的观点激进又极端，起初并未得到梁帝的重用，直到后来有一年，南边闹饥荒，朝廷先后派了五个官员去赈灾，却都没有控制住混乱的场面，反而令局势愈发动荡。

那些灾民像疯了的豺狼一样，一哄而上，肆意抢夺着粮食，毫无秩序与规矩，最后甚至有官员被打伤，整场赈灾成了闹剧，被踩死的人比饿死的人还要多了。

灾民化作了暴民，施粮化作了抢粮，直到派去第六个官员，这荒唐的局面才得以扭转。

那第六个官员，正是鲁行章。

他雷霆手段，杀伐果决，丝毫不像前五个官员一样畏畏缩缩，优柔寡断，做什么都瞻前顾后，唯恐自己背上“虐待灾民”，对百姓不仁的骂名，影响未来的政绩与前途。

他完全不去考虑这些虚无的东西，只带了刑部两队人马守在粮车前，立了个大大的牌子，三条刑法写得清清楚楚——

抢粮一升者，割鼻示众；

抢粮一斗者，断肢示众；

抢粮一石者，车裂示众；

没有一句废话，没有任何温情脉脉的安抚，三条刑法可谓是触目惊心。

而最可怕的是，鲁行章还当真执行了。

在割了一地血淋淋的鼻子与残肢，又车裂了几个闹事的头目后，灾民之中再无一人敢哄抢作乱了，赈灾的各项事宜都前所未有的顺利起来。

一切圆满结束，鲁行章领队回朝，所有官员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

直到这个时候，梁帝才真正开始注意起自己这个冷峻寡言，又雷厉风行的臣子来。

他与鲁行章是截然不同的性情，梁帝本身是个喜好风花雪月的文人君主，爱民如子，施以仁政，待百姓一向宽厚有加。

但经过南方赈灾一事后，他不禁开始反思自己，是否多年来过于“仁政”，才会导致一些刁民肆无忌惮，犯上作乱？

他单独召见了鲁行章，与他彻夜长谈，在天亮之际，梁帝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
鲁行章彻底说服了他，或者说，是他一个问题，彻底打动了他。

鲁行章彼时问道：“陛下欲立国，还是欲强国？”

“立国如何？强国又如何？”

“若欲立国，便继续推以仁政，维持现状即可，三、五、十年堪堪可撑；若想强国，则严刑酷法，必不可缺，大梁巍巍基业，才可百年风雨不倒。”

自此，鲁行章从刑部调了出来，擢升为当朝副相，于国内试行新法，一时间，“鲁公”之名传遍四方。

梁帝给了他三月之期，予他无上权力，让他放手一试，他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，干到最后民间怨声载道，百姓闻“鲁”丧胆。

鲁行章却不为所动，依旧大力试行自己的新法，他态度强硬，行事作风狠辣极端，本身又的确有些能力，放眼朝中，即便许多官员对他颇有微辞，却无一人敢真正站出来，与他“硬碰硬”。

除了一个人。

那人便是当朝相爷，压了鲁行章半个官位的“正相”，付远之。

他与他政见不合，并不赞同他那套《梁宫司刑》，两人曾在朝堂上激辩过数日，始终难解难分。

付远之为相多年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又因年纪甚轻，外貌俊雅无匹，始终独居未娶，每回乘辇车上街，都会有不少爱慕他的姑娘追在车后，往他车中抛掷鲜花绣帕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在民间得了一个“载花付郎”的美称。

对于这样一个满带馨香的“政敌”，鲁行章怎么可能放在眼中？

他军旅出身，饱经风霜，而付远之这样生于皇城，长于皇城，一路轻轻松松爬上高位的世家贵胄，在他心中，不似宰相，倒更似一个不经风雨的“小姑娘”。

但直到两人开始真正“过招拆招”时，鲁行章才知道，人不可貌相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“小姑娘”，尤其还是一个长得漂亮的“小姑娘”。

付远之就像一朵带刺的鲜花，与他针锋相对，每次都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新法中的漏洞，言辞清晰有理，又不失犀利，常常令鲁行章哑口无言，难以招架。

“新法试行为何接连失败？又为何在民间受到如此大的抵触？不怪鲁公才疏学浅，新法漏洞百出，也不怪百姓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金，怪只怪，鲁公根本未察国情，只知一意孤行。”

“盛世施仁政，乱世用重典，现今大梁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此时便应当施以仁政，行仁道，怀柔致远，方可安民心，定盛世，使四方来朝。”

“若是逢乱世，山河动荡，自当以严刑峻法来管束百姓，整顿军队，震慑四方。正所谓，德正本，法治标，德法皆仁，标本兼治，天下太平也。”

“一味施仁政，或一味下重典，都不可取，何来一成不变的治世政略？自然是据国情而灵活变化，对症方可下药，哪里是像鲁公这般，也不管病人实际情况，一股脑儿就把热腾腾的药往肚里灌，这样粗暴无方，岂有不将百姓统统毒死的道理？”

当日朝上，付远之这番话一出来，便有不少官员窃窃发笑，鲁行章的脸色却黑得难看。

下朝后，付远之走下长长的台阶，靠近独自一人的鲁行章，贴在他身侧低声道：“我与鲁公打个赌可好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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